新疆和平解放背后的关键人！邓力群秘密入疆见陶峙岳，带毛主席亲笔信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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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在晚年时常佩戴一顶维吾尔族风情的美丽花帽，无论是在参与小型集会还是在家中接待客人时。这顶花帽，乃新疆人民赠予他的珍贵礼物，承载着新疆各民族对邓力群的深切热爱。邓力群对这顶帽子的钟爱，亦体现了他对新疆及其人民的深情厚谊。新疆各族人民对邓力群怀有无限敬爱，而他对于新疆的深厚情感，则源于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与稳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央选定邓力群

1949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大变。随着解放军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抓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主要阴谋，就是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大势已去，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就没有具体指示了。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邓力群晚年回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依然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

胸怀远略的毛泽东，对局势进行深入分析后，毅然调整了1950年进军新疆的既定计划。他下令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率领部队加快步伐，向西北方向挺进，决心彻底摧毁属于国民党的马氏军事集团的核心力量。然而，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解放军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以勇猛著称的马氏军队，还需穿越人迹罕至的河西走廊，这无疑需要相当的时间。在此期间，新疆地区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测的复杂变化。

为确保新疆的顺利解放，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派遣一位能力出众的干部赴新疆，担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肩负起代表党中央的重任，深入调研新疆的实际情况，努力推动新疆的和平解放，同时协同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项任务无疑极为繁重。中共中央最终选定当时正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的邓力群同志前往新疆。

首先，邓力群自投身革命以来，历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深远的洞察力，具备高超的政治素养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其次，他深得中共中央的信赖。在刘少奇于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秘密访苏期间，邓力群就被选为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再者，当时邓力群正随刘少奇在莫斯科，直接前往新疆既方便又不易引人注目，还能获得苏联的支持。若从内地派遣人员，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耗时颇长，而新疆问题则刻不容缓。鉴于此，中共中央选派邓力群前往新疆，无疑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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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伊宁市。同年秋季，中共中央委派邓力群担任中央特派员，前往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并诚挚邀请其派出代表，参与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此次前往新疆，你将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出现，主要任务是搭建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抵达当地后，务必全面了解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尤其要关注敌我友军事资料的收集。整理收集到的信息后，需及时、系统地上报党中央。在执行此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无论大小事宜，都需请示党中央，未经指示不得擅自发言或做出决定，这是纪律要求。”

“刘少奇与我谈话后，特意安排相关人员拨付了我三四万卢布作为行动经费。启程之际，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同事还特意向我详细介绍了新疆三区的相关情况。”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从莫斯科出发，秘密前往新疆，其身份为中共中央联络员，实则肩负着与新疆各政治势力接触、展开工作的重任，旨在争取新疆的和平解放。抵达新疆后，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建立“力群电台”，以便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随时汇报情况并听取指示。为确保电台的正常运作，中央特意为他配备了三名随员（报务员、译电员、机要员各一名）。四人一行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经过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5日抵达新疆伊宁，当天便搭建起了“力群电台”，次日便向中共中央发送了电报，并与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怀取得联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展开工作。

成功争取三区

邓力群抵达新疆后，对当地的政治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审慎思考。鉴于情况，他决定先行着手争取新疆北部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的认同。因此，他刚抵达伊宁，便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协助下，迅速与三区建立了联系。

邓力群将争取三区视为首要任务，这源于他对三区在解决新疆问题中关键作用的深刻认识。“三区”即维吾尔族聚居之地，受中亚地区革命运动的影响，这三个地区的人民革命力量崛起较早。1944年9月，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三区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并建立了临时政府。该政府秉持共产党立场，与新疆的反动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由于与延安相隔遥远，且西北地区受到国民党马氏集团的控制，与延安的联系颇为困难，长期未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力群意识到，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在于争取三区。三区政权具有革命性质，拥有坚实的革命基础，三区政府及领导人一直渴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与苏联保持着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首要策略，便是争取三区的支持，这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将对新疆全局产生深远影响。争取三区政府的关键在于，邓力群需代表中共中央表达对三区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是反对分裂的关键一步。因此，邓力群抵达伊宁后，未曾稍作停留，便马不停蹄地拜访了三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他先后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汉族，当时为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等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向他们介绍了当前中国的形势、共产党对新疆的政策，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总方针。邓力群的谈话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数十年后，邓力群回忆起与三区领导人的谈话时表示：“他们向我表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艰巨的任务中对偏远的新疆三区的关心，并派人来此联络，他们感到十分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竭尽全力协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所需材料，并介绍各方负责人与我交谈。阿合买提江更是特意表示，此次谈话之后，我们还将进行更详细、全面的沟通。”

邓力群特别关注对三区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开展。这首先得益于工作上的便利，邓力群及其三位助手便寓居于伊斯哈克伯克的宅邸。伊斯哈克伯克，一位思想先进的革命者，与邓力群相处融洽，对待他们极为热情周到，特意安排他们居住在宅邸西侧的房屋，并设有专人负责烹饪与送餐至他们房间，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在他家中设立了“力群电台”。另一方面，鉴于伊斯哈克伯克在当地军队中的实权地位，争取他的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邓力群同志，已收到你十五、十六日的两封电报。（一）请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邀请伊犁当地当局派五位代表参加九月中旬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希望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均有代表参加，并有一位汉族代表协助翻译。新政协筹备会的邀请书将另行电告。（二）你应立即按照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开展工作，向特区当局汇报情况，不要随意发表个人意见。（三）之前由董老派遣的彭长贵，化名王南迪，1947年初受董必武指派，携带电台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国大”，并与阿合买提江等人一同抵达迪化，随后前往伊宁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系。但由于携带的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成功接通。若已见到或遇到他，请给予鼓励，并勉励他安心工作。”

邓力群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心情喜悦，随即遵照中央的指示投入工作。他不仅与三区的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还积极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不久，他与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新疆少数民族的领袖以及当地的一些上层人士达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共识。三区政府的这一立场，对于孤立分裂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定新疆新政协人选

邓力群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便是选拔新疆地区出席新政协的代表。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在筹备召开新政协大会的过程中，中央便已考虑到新疆代表团的出席；同时，新疆地区的政治势力亦在探讨派遣代表参与新政协事宜。代表的身份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与国家的统一。这一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的肩上。邓力群对此早有预备，早在8月16日，他便向中央发送了第二份电报，强调应尽快确定新疆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我建议以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一封正式的电报邀请，由我亲自转交，以彰显其庄重性。”中共中央对此意见表示赞同，并迅速复电指示予以同意。

邓力群特地要求新疆三区负责人迅速拟定一份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及其简历，以便他转呈中央。经三区负责人深入研究，最终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以及阿山专员达列力汗四人代表三区，并额外加上迪化的罗志，共计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将这份名单及简历提交给邓力群后，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审阅，认为该名单能够较好地反映新疆各界的意愿，人选亦属进步之选。三区提出此名单，亦显示出三区领导层与中共中央同心同德，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是值得信赖的。邓力群遂通过电台将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在三位区域负责人提交名单之际，他们亦提议，抵达北平后，恳请政协会议指派一位深知其民族习俗的人员予以接待，以规避因民族差异可能引发的误会。对此，邓力群欣然应允。随后，众人商定，除新疆的五名正式代表外，还将额外携带三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北平。同时，会议决定，新疆代表团将于8月20日自伊犁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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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珍贵时刻，毛泽东主席与邓力群等革命先辈一同留下了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德元帅、刘少奇同志、赛福鼎·艾则孜先生、毛泽东主席、包尔汉先生、周恩来总理、邓力群同志以及德林同志。

此事达成共识后，邓力群即刻整理谈话纪要，着手草拟致党中央的电文。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回应，不仅认可了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达成的协议，还同意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出邀请，邀请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函经邓力群电台发送，并由邓力群亲自交付。8月18日，邓力群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函。翌日，邓力群将邀请函亲自交予阿合买提江等人。阿巴索夫随即将毛主席的邀请函翻译成维吾尔语，并庄重地逐字逐句读给在场的众人。邓力群回忆道，在朗读至“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他激动得难以自持，声音不由得颤抖，我目睹他的眼中蓄满了泪水。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邓力群电台向毛主席复电，电文中表达：“我们怀着无比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激动，并将派遣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赛福鼎（阿合买提江离任后成为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阿里木江（塔城副专员）和涂治（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三位代表确定后，邓力群于9月3日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并请求迅速给予指示。中共中央在得知新疆原定代表不幸遇难后，发来唁电，对他们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中央同意邓力群和三区负责人新选出的代表迅速前往北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于9月7日乘坐苏联提供的飞机从伊宁出发，经苏联前往北平。他们于15日抵达北平，并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赛福鼎更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主席身后不远处，见证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后，毛泽东主席与赛福鼎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促成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三区之际，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关键时刻。在投身三区工作的同时，邓力群积极协助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贡献颇多。具体而言：首先，他通过三区领导人，掌握了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军事动态及其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并及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共中央，为第一野战军在新疆的战斗与进军提供了关键支持，助力其成功歼灭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以及马家军的主力。其次，借助苏联驻迪化（现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及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的协助，邓力群详细了解了迪化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包括7月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军事调动、团长以上军官名单等，经整理后迅速电告中央，使中共中央能够较为准确和全面地掌握新疆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第三，邓力群通过多种途径，掌握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首脑人物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并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央能够洞悉新疆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动向及其内部矛盾。最后，他还深入了解了张治中在新疆的影响力，并向中央提交了相关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历经一野在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的胜利，相继剿灭胡宗南部在西北的主力、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以及马鸿逵集团的主力，国民党在新疆首府迪化及诸多关键区域仅存下的约七万军队，已然沦为了孤军。在这七万孤军中，多数高层人士渴望率领部队起义，以捍卫国家统一。然而，一方面，他们对于共产党对其政策仍抱有疑虑，担忧起义后自身利益受损，迫切期望得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另一方面，新疆驻军中亦有一小部分人坚持顽抗到底，他们的存在对起义行动构成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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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

邓力群通过阿合买提江、彭长贵以及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途径，对张治中与新疆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他认为，已决意留在北平与中共合作的张治中，对新疆国民党守军的高级将领，尤其是与张治中在保定军校同窗的国民党军主要领导人陶峙岳，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陶峙岳与张治中的关系尤为密切。8月20日，邓力群将所掌握的情况及个人分析电报至中共中央；紧接着，在9月2日和3日，他再次向中央连续汇报张治中对新疆的影响。毛泽东对邓力群的报告和意见表示认可，并因此亲自于9月8日邀请张治中担任驻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旨在推动和平解决的进程。

至1949年9月之初，邓力群洞察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演变，坚信己身前往迪化，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的高层展开团结争取工作，各项条件已然成熟。遂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主动询问是否获准赴迪化。鉴于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邓力群前往迪化，执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任务。中共中央回复电报，指示邓力群带领电台即刻进驻迪化。三区五名主要领导人在一场飞机事故中不幸遇难，而又有三名新任领导被派往北平，导致三区领导层实力受损。在此背景下，邓力群在三区扮演着稳定局势的关键角色，因而三区的领导们不愿意见他赴迪化。然而，为了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邓力群的迪化之行势在必行。为兼顾两端，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议，表示在迪化工作后，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在迪化与伊犁之间往返。邓力群将此方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

在邓力群启程赴迪化之际，他接获中央转发的张治中于9月10日致陶峙岳与包尔汉的电报。在电文中，张治中力劝二人“严密部署，果断行动”，率领所属部队毅然起义。

紧随其后，邓力群再度收到中央转发的电报，该电报系张治中于9月11日单独致陶峙岳所发。电报中详尽地询问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的具体状况，并对起义事宜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意见。

邓力群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接到张治中两封电报的详情，并提及“相关原文将随我一同前往迪化”。

（一）同意你前往迪化停留一周后返回伊犁，此后可视实际情况在迪化与伊犁之间往返。（二）在与迪化当局的会面中，除了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的原文亲自交予他们外，还应向陶、包二人传达，他们应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商讨解决新疆问题的和平途径。若陶峙岳能直接乘坐飞机前往兰州与彭副总司令会面则更佳。张治中在新政协会议结束后也将前往兰州与陶峙岳会晤。若陶峙岳本人愿意前往，或派遣代表前往，你应与友方协商，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提供飞机将陶峙岳或其代表送往兰州。（三）陶峙岳所辖部队应保持现状，继续在各县驻防，切勿进行调动和集中，待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并分别接替防务后，再行调动和整编，以避免造成秩序混乱。

此电报实则赋予了邓力群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授权，使他得以直接肩负起与陶峙岳、包尔汉展开工作的使命。

9月15日午时，邓力群偕同一名译电员乘坐飞机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以及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考虑到邓力群的安全，包尔汉特意将他安置于自家宅邸，并与之同住一屋，同时加强了周边的安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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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报道了陶峙岳、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向广州政府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其管辖的事件。

邓力群抵达迪化后，首要任务是向陶峙岳与包尔汉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文。随后，他陆续与包尔汉、陶峙岳以及其他进步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旨在传达我党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与政策，并期望他们能够迅速组织起义。陶、包二人回应称，和平起义并无异议，但需进行一定的前期准备，并希望将起义时间适当推迟。邓力群随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的指示明确：应等待对方准备妥当后再行起义。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商议完各自的安排后，决定给张治中发出一封电报。鉴于他们与张治中已失去联系，二人遂将拟就的电报文稿委托邓力群予以转达。邓力群欣然应允，答应代为转发。

陶峙岳与包尔汉二人于向张治中发出电报之后，立即开始筹备起义事宜。与此同时，他们对起义成功后的相关事宜亦进行了深思熟虑。在9月18日，陶峙岳与刘孟纯代表二人，将一份名为《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的文件交予邓力群，并请其转呈中央。邓力群审阅后，询问这份意见书是否为新疆和平转变的先决条件。他们明确回应，转变是无条件的。该文件并非新疆实现转变的先决条件，而是他们对转变成功后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至于哪些建议被采纳，哪些未被采纳，一切决策权归中共中央所有。

翌日，即9月19日，包尔汉再度出面向邓力群转交了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报。电文中，他郑重声明：坚定地决定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一切联系。

邓力群向中共中央转报了陶峙岳、刘孟纯的《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和包尔汉的电报。毛泽东收到陶峙岳、刘孟纯的材料后，很高兴，特别是收到包尔汉的电报，更加高兴，于23日复电包尔汉说：“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在张治中的回电到来之前，邓力群向陶峙岳提议，应直接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讨起义的相关事宜。陶峙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9月18日派遣第八补给军区司令员曾震五前往兰州，以陶峙岳的使者身份，面见彭德怀。

在兰州，曾震五受陶峙岳之托与彭德怀会面，商讨和平起义事宜之际，远在迪化的邓力群对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局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要确保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起义顺利进行，就必须巧妙处理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同时避免采取强硬手段，以防矛盾激化，干扰起义的和平进行。鉴于此，邓力群提出了“遣送”顽固分子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顽固分子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人被妥善“礼送出境”，从而保障了起义的平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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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步入晚年，时常佩戴一顶维吾尔族风情的花帽，这一细节彰显了他对新疆及当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自此刻起，与广州政府彻底断绝联系，衷心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倡议及国内和平协议。全军坚守原有阵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并等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进一步指令。”

9月26日，包尔汉亦率领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宣布起义。在陶峙岳与包尔汉发布起义通电之际，二人还共同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号召新疆全省军民齐心协力，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确保新疆局势的稳定。

在陶峙岳与包尔汉的起义通电送达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与朱德于9月28日向两位领导人回电称：“我们认同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公开声明脱离广州的反动残余政府，转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这种立场与全国人民的意愿相符，我们深感欣慰。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与地方秩序，并与即将入关的人民解放军紧密协作，废除旧有体制，实施新制度，共同为新疆的崭新未来而努力奋斗。”

国民党驻新疆的军队及新疆省政府宣告和平起义，遵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解放军总部的号令。此举不仅终结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还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的问题，让新疆各族人民迎来了新生。邓力群在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所立下的赫赫功勋，被新疆各族人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永远铭记。